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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之:设计是精英的教育
设计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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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美国从事艺术与设计教育20多年,熟知美国的设计教育,您认为美国的设计教育体系中有哪些东西可以为中国所用?

 

王受之:

美国的艺术与设计教育与中国最大的不同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没有统一性,差异性很大。而制约差异性的元素很多。

 

第一个,是市场的需求。比如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需要动画的人才,因为它是迪士尼的学校,所以他的动画很发达。我教书的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适应美国的工业产品设计,所以汽车设计很强。等等。相比之下,中国的1000多个有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大学,他们其实都很相似,这主要是因为所有的学校都受教育部管辖,并且影响这1000多个学校教学体系的是以中央美术学院为标志的所谓学院派体系,这套体系影响很大。而美国的教育部是不管大学教育的。美国和中国最大的差异就是,他的学院当中没有共同的东西,差异性很大,而我们的同一性很大。所以,中国的设计与艺术教育是同质化的教育,教育出来的人才也就比较同质化。

 

如果说美国的设计教育体系中哪些东西对中国有用的话,艺术设计是创意文化,创意文化需要不同的天才,如果用同质化的方式去教育的话,培养出来的人恐怕就是同一种类型的人。这个问题,我其实没有什么答案,也不追求一个结果,只不过是做一些比较。但是我并不悲观,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个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改变的。当然,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教育能够有一小部分开放给外国比较强的设计学院来竞争,比方说外国的大学在中国有独立的培养设计和艺术人才的可能性,对目前的同质化体系有一定的动摇,但我估计近期还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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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之老师在比德设计学院授课

 

设计通讯:

您在担任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后,是否采用了美国的教学体制?有什么调整吗?为什么?

 

王受之:

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简称CKAD。我是在2011年接手,2012年正式上任当院长。当时的院长是靳埭强先生。我结束了在美国20年的教学,到这里来当院长。美国的教学方式,我采用的很少,主要原因是,体制的嫁接比较困难。汕头大学是国内比较特殊的一个大学,有李嘉诚基金会的支持,所以在办学方面有一定的独特性。汕头大学比较早地采取了学分制,这在国内属于比较早的。汕头大学的英语教育,成立了语言中心,由外国人来教英语,有几个学院的英语水准在国内同级大学中属于比较好的,比如文学院、新闻学院、商学院。

 

设计通讯:

您担任CKAD院长有5年多了,一届本科的时间了,教学改革的成果怎样?有哪些方面您是满意的?哪些方面还没有达到您的预期?原因是什么?

 

王受之:

5年要改变一个学校很困难,教育的事情不容易。我在美国的那个学校,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是1930年成立的,工业产品设计专业是1986年才建立的,在那之前,工业产品设计和汽车设计是一个专业,1986年才分开。我在这个学校正式教书,是1989年,也经历了20多年,他的工业设计专业才慢慢形成轮廓,汽车设计专业原来就很强,其他专业还在变。我当时建议他们,建立娱乐设计专业,15年前我开了娱乐设计导论,到3年以前,这个学院才设立了娱乐设计专业,从我建议到成立,用了12年的时间。5年时间要改变一个学院,非常难。我觉得,一个院长如果要让一个教育体制产生变化,大概要两任,也就是10年的时间才够,但是我估计我做不到这么长的时间了,有各方面的原因。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源有限。我们在硬件和环境方面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我们的地理位置相对很弱,汕头在粤东地区,远离经济核心发展地方,这里到珠江三角洲还有300多公里,这里的经济是偏落后的,远远比不上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我们要找到好的老师,找到好的项目,找到学生实习的地方,都只能转向珠江三角洲,这也是我们没有达到预期目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聘请国外的老师,但是存在学生的语言水平不高的问题,用英语教学还有一定的困难。聘请台湾、香港的老师,也有一定的具体操作难度,比如香港老师的国语水平平均来说不是太好,台湾和香港的人工费用比较高,按照国内的工资待遇,达不到。

 

设计通讯:

面对国内设计教育大规模扩张,教学质量跟不上,很多人特别是院校的人,普遍认为是体制限制了教学改革。对此您怎么看?面对这种境况,您认为有什么出路?

 

王受之:

我们的体制是单一体制,也就是教育部制定的一套体制。又按照重点院校的排列,国家给予投入,投入多的学校可以达到上百亿,像汕头大学一年也就几个亿,分到每个学院,也就仅够运作,发展的硬件和软件,我们都跟不上。这里我特别要讲,软件跟不上。所谓软件跟不上,就是人才跟不上,我们找人很难。因为潮汕地区没有办法让人找到其他的工作,比如做交互设计的人,在这里只能教书,如果他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外面的活儿多得很。还有体制问题,是大家都认同的,但是也没有解决的方法,中国的教育也不能开放给市场竞争,也不能开放给外国,与外国合作也只能是合办,大家都必须按照基本要求去做,也不能说他错,就是这么个情况。比如说,新生要军训,学生要上很多的政治课,要上很多的英语课,这些都是硬性的要求,我们也改变不了。我不认为我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然看到教育部能够让外国的比较好的学校来参加竞争。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在能力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小幅度的改革,像基础课、专业布局这方面的改革。不要去奢想我们能够动大的,背不起这个风险。

 

设计通讯:

现在社会需要工业设计有高端综合能力,而实际中设计师的能力普遍达不到,从设计教育的角度说,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王受之:

社会需要工业设计是因为有高端的综合能力。从我们现在的高中生来培养的话,我估计培养不出来,这些学生只能毕业后到社会上获得自己的经验,才能变成这样的人。学校的教育只能给他一个基础,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学生必须到实践里面去训练。学校教育能够做的是增加实习。我们已经安排学生在暑假进行3个月的实习,两个暑假加起来就有六七个月时间,学生在设计公司有六七个月的实习,他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就会提高。所以我们把希望放在实践的锻炼上,而不是仅仅通过教育。

 

教育也很重要,这需要老师给学生提出很多实际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我们的老师现在也是高低不平,有些老师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有些老师自己也没有做过设计工作,也就是从学校到学校。现在各个学校都追求高学位,要求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种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一条龙上来的培养方法,出来的老师肯定是没有经验的,这成为中国设计教育将来的一个隐患,大量的教设计的老师本身没有做过设计。我遇到很多这样的老师,夸夸其谈,不能动手。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什么办法。

 

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比较特别,我们都是先工作再上学。我在设计公司工作了6年才读书,再去做设计教育的时候,已经很有经验了。这样的经历,不可能了,这是特殊情况下产生的。但是要求目前的老师都有这样的经验,比较难办了。

 

设计通讯:

现在有些设计公司、高校纷纷搞合作办学,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受之:

这个现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设计公司比较强大,和高校一起联合办学,他可能提供给高校一些专项的锻炼的机会。有的设计公司和学校搭在一起是为了出名。因此,不能一概而论。严格的来说,国内的对教育有很高期待、有理想主义的企业,我看极少。有理想的企业,在中国比例很少很少,虽然我们有钱的企业很多。企业文化的成熟,是对社会的使命有一种认同。当然,企业都是追逐利润的,但是同时,对于社会教育,他有一定的责任,有一定的认同,这是比较成熟的企业,这种企业我看不多。所以也就不能期待,设计公司与高校办学,就能办出很好的学校,不过是大家各自利用对方的长处,互补自己的不足而已。但这种现象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不能说他错,也不能说他对,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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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通讯:

您认为中国设计教育毁于产业化,怎么理解您的看法?

 

王受之:

教育,医疗,一搞产业化,就变质了。教育是育人,如果利润成为一个目标,那就没有办法搞了。目前,国内的十大美院占尽头獒,剩下的那些学院就自生自灭。所以有很多的设计专业,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我去看过一些学校,那完全就是在混,根本就没有好的师资。而设计又是一个精英的教育,要求培养出有综合解决问题的、高智商的、有情感的、有人文素质的人才。而现在我们是把它泛滥,所有的学校,理工医农,全部都有设计专业,这怎么不是毁于产业化。这个问题,到了目前这个状况,我们都解决不了,大家扭不过来了。我们能够讲的,如果没有2005年的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扩招做法,可能我们现在还比较容易把设计教育搞得更好,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片汪洋大海,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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